文/祁嘉华

　　“空心村”是指那些大量房屋空置、长期无人居住的村落。这些地方或偏远、或分散、或零碎，与日新月异的大城市形成鲜明对比。被边缘化的处境，使“空心村”在当地的社会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，也引不起世人的关注。近年来，随着古村落保护意识的深入人心，“空心村”的问题也被提到了国家层面。

　　“空心村”是个笼统的称呼，现实中因地域和社会条件不同，“空心”的形式和原因也有所不同——

　　因政策导向造成的“空心村”。为了追求城市化率，一些地区制定了低价购房、户口迁移等政策，吸引农民进城。这种近乎于“连根拔起”的做法，使村民必须在短期内凑齐几万元才能住到城里。对于农民来说，要凑齐这样一笔巨款，除了要东拼西凑，还要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，甚至包括老房子上的各种构件。这样造成的“空心村”留下的只有残垣断壁。

　　因外出务工造成的“空心村”。在城市优先发展的大背景下，日新月异的建设必然产生大量的用工需求，于是，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了城市。率先进城并能够在城市里生存下来的村民具有很强的示范作用，反过头来吸引着更多有工作能力的村民去效仿。于是，随着青壮年乃至有一定工作能力人群的纷纷离开，村落也就自然而然地陷入了凋敝。

　　因为得到补偿制造出来的“空心村”。这种情况主要出现在城乡结合部。消灭农村是粗犷发展时期城市化的通常做法，失去土地的农民在被迫上楼成为市民之前，将原有住宅进行大规模扩建，制造出更多的补偿面积，成为城市周边一些村落的普遍做法。这样的建筑从设计到施工，从材料到结构全部因陋就简，不仅施工过程屡有房倒屋塌的事故发生，完工后也是摆在那里，无人敢住，是地地道道的人造“空心村”。

　　此外还有为了得到“保护费”而形成的“空心村”。为了将那些具有历史价值并仍在使用中的古村落纳入保护范围，国家从2012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筛选，并对符合条件的村落给以资金支持，用以维护那里的老建筑。为此，有些村子另选基址建了新村，有些村子在外围建了大量新房，而那些空置的老房子却无人问津，成了待保护的“空心村”。

　　从以上回顾中可以清楚看出，“空心村”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，而是“城市化”过程中各种矛盾的集中体现。就事论事地看，这里确实有地方政府在城市化过程中急于求成的问题，也有农民为了获得利益而做出的短期行为。但是，追求政绩是政府的职责，改善生活是百姓的本能，理由都很充分，难以从根本上否定，更难采取一些硬性措施加以制止。这可能也是“空心村”问题长期存在而又长期得不到解决的根本原因。

　　假如我们不是就事论事，而是借鉴“他山之石”来审视“空心村”问题，比较中可能会得出另一种答案。本文来源：瞭望观察网

　　如果说，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之必然，城市的扩张与农村的萎缩无疑也会成为一种必然。由此可见，“空心村”不是中国独有，而是世界各国在城市化过程中都曾面临并必须给予解决的问题。

　　历史上韩国也经历过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，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跨世纪，韩国的城市化率分别是55.3%、71.6%、81.4%和91.2%，与此同时，城乡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出现“一边倒”的局面，乡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不但没有拉开距离，而是越来越接近，分别是75%、95.8%、97.4%和83.6%。也就是说，在韩国城市化过程中，农村人不必迁移到城市，同样可以得到发展的机会，过上与城里人相当的生活。

　　上个世纪70年代，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17.9%，1990年至2001年之间有了一个跨越，达到37.7%;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报告，我国的城市人口达到了49.68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此期间，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却越来越大。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，上世纪70年代，我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是乡村的2.9倍，上世纪80年代是2.4倍，上世纪90年代是3.5倍，2008年是3.6倍。由此可见，要想过上与城里人相当的生活，中国农民最立竿见影的方法是利用一切机会离开农村。

　　假如我们在城市化过程中，不只在城市里培育经济增长点，同时也帮助农民在当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空间;不是将各种资源一股脑地往城市里集中，而是同时在教育、医疗和养老上制定优惠政策，帮助农民享有与城里人相当的待遇，城乡的差距才会缩小，农民才可能把注意力转移到自己的家园建设上，不会再靠背井离乡或弄虚作假去获得利益。这可能才是解决“空心村”问题的根本办法吧。□

　　祁嘉华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、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