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/祁嘉华

　　在中国，城墙的重要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。《周礼·考工记》中“匠人营国，方九里，旁三门”的记载，不仅指出了建造城墙的规制，还奠定了“圣人以礼示之，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”的立国之本，为礼仪之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。《吴越春秋》中“筑城以卫君，造郭以守民”的文字，更将城墙的重要性提升到国家防卫的高度。深谙造城与治国关系的朱元璋，在建立明王朝的“九字真经”中也把“高筑墙”放在了首位。可以说，古城墙承载着营造、礼制、安邦方面的深厚传统。

　　与古村落或单体建筑自然消亡不同，古城墙的消亡几乎全是人为破坏。截至2014年，入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122座城市中，只有西安和平遥等几座城市还保留着古城墙，其他均处于有“城”而无“墙”的状态。上个世纪末，平遥入选“世界文化遗产”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评语中特别强调，这座城市是汉民族城市的杰出范例，“保存了其所有特征”。说明，国际社会也是将城墙作为华夏城市的基本组成，是衡量是否达到世界遗产水平的一个重要参照。

　　这对同样拥有古城墙的西安无疑是一个重要提示。上个世纪末的护城河清淤工程、环城公园的开放，本世纪的顺城巷改造、城墙整体贯通，都为古城墙保护注入了正能量，增加了市民对古城墙的关注度。

　　近期，最冲击市民眼球的是媒体关于西安古城墙朝阳门里隐藏“办公楼”的报道：“去年8月份，西安城墙景区管委会下属的几个部门，低调地搬进城墙办公。新的办公地点位于朝阳门，南侧夯土内被掏出一个可以容纳百余人同时办公的四层空间，各种办公设施一应俱全，用‘别有洞天’来形容也毫不夸张。”

　　有关方面迅速做出“报道失实”的回应，核心理由是：该区域属于“城墙连接工程”而非“文物”;这段工程没有破坏城墙的完整性。

　　“朝阳门”位于古城墙的东部，原来为长达百余米的豁口，1993年，这里进行了连接，表面为砖砌，乍看上去确实与原墙体相仿佛，但以专业的眼光则会发现——

　　新建的墙体为框架钢混结构，这种做法方便施工，也给内部预留了使用空间，但是城墙本该是夯土砖砌结构，这段空心墙很容易让人产生歧义。从外观上看，新建的墙体在高度和厚度上都增加了两米左右，使这段百来米的墙体与原来的墙体形成反差，变得突兀。从功能上看，新建的墙体包裹着上下四层楼，内有办公室、餐厅、排练场，总建筑面积达万余平方米。如此在“城墙”里面办公，与城墙的功能很不一致。本文来源：瞭望观察网

　　再从古建筑的规制上看，新建的朝阳门为了与新拓宽的入城道路衔接，出现了主次5个门洞，与东西南北四个入城的主门门洞一样多，在规制上也可商榷。

　　这样看来，借古城墙修复加盖办公场所，既与城墙原有的历史性无关，也与城墙原有的艺术性相悖，更与古城墙的文物性质大相径庭。

　　古建筑修复并不是一件新鲜事，保存完整的历史信息是中外文物界的共同遵循。“原真性”一直是文物界公认的保护准则。《关于历史性纪念物修复的雅典宪章》就明确指出，文物的“修复加固工作应尽可能地隐藏起来，以保障修复后的纪念物与原有外观和特征得以保留”。《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》也强调“保护与修复古迹的目的旨在把它们既作为历史的见证，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”。前者强调的是外形，后者强调的是性质。按照这样的精神保护与修复古建筑，不仅外在形式上具有历史感，内容上也因保留着历史和艺术方面的真实信息而显得厚重。

　　波兰首都华沙是一座被二战夷为平地的城市，重建时也面临过抉择。最终，在华沙大学师生和市民的强烈要求下，选择了遵循传统，严格按照测绘图纸等相关资料，以义务劳动的方式重建了华沙古城，彰显了波兰人民的民族精神。重建的华沙古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“世界遗产名录”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以办公场所使古城墙实现连接的“修复”，因与城墙的真实性存在冲突，很难被视为成功的尝试。在“城墙”里办公的单位做出解释：这样的场地设计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;在搬进来之前，这里已经有单位做过办公区;在这样四面封闭的环境里办公，采光和通风都不好，“实属无奈”，等等。经过这样的解释，在“城墙”里开辟办公场所对古城墙产生的负面影响和所应该承担的责任，似乎被大大地“稀释”了。这样的工程改变了城墙的历史信息，更与文物保护的根本精神不符，值得深思。□

　　祁嘉华：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、建筑文化研究所所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