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部真诚、热情、干净的文学作品！这是我品读陶斯亮前辈著作《热血难凉》之后的强烈感受，对她由然生出钦佩崇敬之情。

陶斯亮何许人也？孤陋寡闻如我者，起初只闻其名，不知其人。原只记得，有位转业在北京工作的费姓老乡曾向我提过这个名字。后来，随着与这位老乡见面次数的增加，我也就记住了这位叫陶斯亮的“红二代”。几天前，我有缘看到陈行甲与陶斯亮在深圳的对谈直播，对陶斯亮其人其事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。

有幸的是，在深圳工作的兄长丁力，特意托人为我寄来了陶斯亮前辈签名的《热血难凉》新书。夜深人静，我认真品读着这部自传式作品，其言殷殷、其情浓浓、其人铮铮，让人感同身受，热血沸腾，久久无眠。尤其是当我深入了解到她的家庭背景和人生经历后，精神上更是受到了深刻的洗礼，心灵深处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感动。

《热血难凉》是陶斯亮自传式随笔文集（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24年11月第1版），全书分为“陶家忆语、逝水余波、穿过杏林、市长之风、恋恋公益、语浅情深、白头新识”七个部分。作者用朴实的语言、平静的口吻讲述了八十余年的人生交织，记录了难忘的童年、成长、人情、往事，回顾了她从做医生到做公益的心路历程，也饱含深情地描写了她身边一个个形象鲜活、生动感人的亲朋好友，为读者呈现了一份作者对于岁月的温情记录、对于善爱的价值坚守、对于家国情怀的深沉体悟，给人以深刻教益和启发。陶斯亮生于红色家庭，她的父母大名鼎鼎，如雷贯耳。父亲陶铸，从一名贫困农家少年成长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，其文《松树的品格》选入中学语文课本，深深地影响了亿万人民；母亲曾志，从一名有志少女成长为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中国共产党组织战线杰出的领导者，其著《一个革命的幸存者》，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传记读物。笔者心想，生长在如此卓越的革命家庭，陶斯亮没有理由写不出《热血难凉》这样的佳作啊！

当我通读全书后觉得，其实这并非易事。尽管她的父母是那样的杰出、卓越，可她却在很长时间里并未得到完整的父爱和母爱，而且其人生也遭遇了种种困难与波折。“一九九一年，我主动放弃体制内的“铁饭碗”，到一个已经快散摊的基金会谋食。”“我去的时候没有办公室，甚至连一张办公桌都没有……事业没开展，没有基金进账，基金会发不出工资，上级主管单位每月发我两百元生活补贴。”幸运的是，陶斯亮沐浴在新中国的阳光雨露里，加之红色家风的深刻影响，使她得以“踏平坎坷成大道，斗罢艰险又出发”。

陶斯亮面对艰难困苦的人生态度和作风，离不开红色家庭对她从小的影响。她的童年是在战火纷飞的艰苦岁月中度过的。1945年开春，抗日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扭转，陶斯亮的父母奉命去湖广一带开辟新的游击区。“路途迢迢，万水千山，母亲决定要做绝育术，父亲倒也开明，没有传承香火、光耀门第那些老观念，于是我就成了父亲的独苗”。2008年是陶铸百年诞辰，广东省委决定出一部纪录片、一本画册和一本纪念文集。陶斯亮对党史办有关负责人说：“这是一次中央对我父亲功过是非的总评价，希望成绩摆够，错误也要提，因为这样才会使我父亲显得更加真实和生动。”党史办的同志笑着对她说，别人家属都要求把错误删掉，你却要求把错误加上去。她却说：“因为我相信这些缺点损害不了父亲的光辉形象。”求真、求实、干净，这不就是红色家风的传承吗，不就是一个“红二代”的真情流露吗？

感人心者，莫先乎于“情”。《热血难凉》之所以打动人心，亦是如此。陶斯亮在书中不仅珍藏着弥足珍贵的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而且铭记着育情、恩情、患难情；不仅体悟着医情、慈善情、公益情，而且忧心着民情、社情、家国情。

在书中《污泥与红漆》一文，陶斯亮写下了对父母的深情依恋。在她的记忆中，在广州时印象最深的就是等待——漫长的等待。“我永远都是在等待父亲回家。我盘腿坐在父亲的床上，百无聊赖，把一串珠子项链拆了穿，穿了拆，再困也硬撑着，直到深更半夜父亲回来，我才肯去睡觉。”后来上了军医大学，离家去到远方，陶斯亮对父亲的爱转化为思念，常常会在睡觉时偷偷地哭。在她的父母冤屈、被侮辱、被谩骂的日日夜夜里，“打倒刘邓陶”的口号不绝于耳，而且持续了将近十年之久。“这时，我对父亲的爱除了刻骨铭心的思念，更多的是信任。我变得坚强起来。”1972年，陶斯亮随母亲回到北京，被分配到空军总医院，除了上班，她将所有心思和时间都花在为父亲平反上，她不停地写申诉信、找人、寄信……“这个时候我对父亲的爱，就是一心想洗刷掉粘在他身上的污垢，还他一个清白。再后来，父亲被平反了，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文章《一封终于发出的信》，亿万人民用泪水涤荡了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和耻辱，我和笔将对父亲的爱送上了顶峰。”

书中的《致母亲》一文，尤其令人感动。“您以一个彻底唯物主义者的生死观来对待自己的后事。在遗嘱中您交待：死后不开追悼会，不举行遗体仪式；不要在家里设灵堂；京外家里人不要来奔丧；北京的任何战友都不要通知；遗体医院解剖，有用的留下，没用的火化；骨灰一部分埋在井冈山的一棵树下当肥料，另一部分埋在白云山有手印的那块大石头下（指陶斯亮父亲的骨灰落葬处）；绝不要搞什么仪式，静悄悄的，三个月后再发讣告，只登消息，不要写简历生平……让我死后做一名彻底的丧事改革者！”当妈妈曾志变成一楼青烟飘入高空时，陶斯亮感到从内心深处得到了某种净化。在送给母亲的那只小小花圈上，她写下了这样两行字：“您所奉献的远远超出一个女人；您所给予地远远超过一个母亲！是这样的，当您将自己化为‘零’的时候，却把‘无限’留给了我们。”

2019年五月，陶斯亮带着儿子一家回到闽东（宁德地区）。在柏柱洋苏维埃政府遗址，有一座新修建的纪念馆，大厅里有一组大型群像，雕刻的是当时闽东的党的主要负责人——中间两个人是叶飞和父亲。当她看到父亲的形象高大威武、气宇轩昂，非但不觉欣赏，反而别扭不安，因为她认为雕像严重违背了事实。她在文中写到，父亲在闽东待了一个月，顶多是闽东工农游击第一支队的缔造者之一，更不曾是闽东特委主要领导人，把他放在群像的中央位置，而且高人一头（陶铸的个头不到一米七）。她对当地重视和敬重父亲心存感激，但认为历史不可违背，于是对陪同她的闽东党史办的同志说：“既然这里是红色教育基地，那就一定要尊重历史，特别是要对得起牺牲的先烈。这组雕像容易误导观众，我建议把我父亲的像拿掉或改掉。”

在陶斯亮的眼中、心里和笔下，没有丝毫的做作与掩饰，而是时时处处体现着做人的真诚、做事的热情与精神的纯粹。她悟到，“一切事物就像是一块黑白相间的布”“我的文章不会一个劲地诅咒黑暗，也不会廉价地歌颂光明”“我给大家展现的，就是我眼中看到的一块块黑白格子布，真实、朴素、干净！”在功利浮躁的社会，这是多么难得，多么宝贵，多么可敬！

《平凡圣人杨叔叔》一文，陶斯亮真情告白：有一个人是我永远也忘不了的。老红军杨顺清作为我最初一段人生道路上的“渡船”，在惊涛骇浪中，载着我渡过了童年时期的激流险滩。正是他，这样一位普普通通的人，在那艰苦的战争岁月里，代替了我的父母，用他那粗糙的手，抚育了我七年；用他那颗善良的心，温暖了我七年；用他那高尚的情操，陶冶了我七年。“两岁到九岁，是一个人心智开启的阶段，杨叔叔就是我这个阶段启明星，为我奠定了做人做事最初的价值观。杨叔叔这个贫苦农民出身的普通红军战士，将传统文化中最优秀的那部分——温良恭俭让，潜移默化给了我。正是由于杨叔叔的精神浸润，几十年来的我心始终是柔软的，始终坚持善良和宽容！”

《我与干爸爸王鹤寿》一文，陶斯亮深情追忆：我为什么会有王鹤寿这位干爸爸呢？说来话长，我父亲和我干爸爸是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中的难友，他们都是狱中最英勇顽强、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囚徒，他们彼此敬佩，结下生死之谊。被党营救出狱后，他们先后到了延安，关系自然会更加密切。他们与胡耀邦之间的情谊，据说在当时被称为“桃园三结义”。1999年三月二日，我干爸爸以九十岁高龄仙逝。当我凌晨时分赶到北京医院时，最后一位宠爱我的人已经静静地躺在白布单下。我抱着他却欲哭无泪。我干爸爸是个拒绝一切庸俗的人，甚至连一般通俗的做法他也不屑。例如，他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！我认为他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，死去万事空，身后任由去！

《与鼠争食的人》一文，陶斯亮刻骨铭心：那是在1970年的一个深秋，我来到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——我们单位（第七医院）的一个农场参加秋收。当时正值一场左雹灾之后，当地农民眼瞅着辛苦一年的血汗粮被毁于一旦，真是肝肠寸断。那一天，我们在幸免雹灾的蚕豆地里收割。一大早，就来了一位老乡，用锹拼命地在我们收割过的田地上挖着田鼠洞，顽强地与田鼠争夺着粮食。一直到黄昏降临，他才扛起半麻袋蚕豆准备走。这时，一个诡计多端的人猛一吆喝：喂，站住！这可得物归原主，你这蚕豆得没收！那位敦厚的老乡直愣愣地看着我们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然后，他默默地从肩上卸下麻袋，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凄苦表情，走了。残阳的最后一抹余晕映照着他，他双手拢在袖筒里，腋下夹着那把锹，缩着身子，缓缓而去……我的心缩紧了，他那沉重的步履，仿佛踩在了我的心上。唉，一个多么善良的人啊！他回去后该怎么办呢？那饥肠辘辘、嗷嗷待哺的一家老小将怎样度过那天晚上呢？……我永远地不忘记你，老乡！

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用书中内容，是因为唯有如此，才能从字里行间窥见陶斯亮真诚的善爱之心与悲悯情怀。她笔下的《中国医界一大旗——邓家栋》《亦师亦友叶维钧》《张百发东乡助学记》《潇洒农民黎子流》《我爱女市长》《侃侃我的老伴理由》《女儿，有爱就好！》《善哉！我的老哥们儿、姐们儿！》等诸多篇章，无一不是真情的流露和灵魂的共鸣。她的善与爱，并不仅限于自己的亲人、友人、身边人，还体现在对当今国人、普通人、共产党人的直言与告诫：“社会的事情，匹夫有责”“在你骂得酣畅淋漓之时，千万别忘记了自己。中国是骂不好的，只有当每一个微小的自己开始警醒，中国才会有希望”。书中《人类最高贵的情感》《北京的哥》《草莽、精英与正能量》《希望你扶起我，尽管我并不需要》《对待乞丐之我见》《“赴淄赶烤”背后》《中国社会正在变好吗？》等诸多篇章，即是如此。

笔者不禁想到了孟子的那句名言——“幼吾幼以及人之幼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”。这句看似简单的一句话，提倡的是一种广泛的社会责任感和仁爱精神，蕴含着中华民族传统深沉而温情的博爱思想，历久而弥新。由此，笔者也就明白了陶斯亮为何能有“三十年慈善公益路”的长期坚守，为何能有服务中国医学基金会“智力工程”的十年发展，为何能有“让蓝蝴蝶飞遍中国”的欢声笑语，为何会有“在美国参加慈善晚宴”的首次成功，为何会有“爱尔向日葵计划——脑瘫儿童救助工程”的有序发展，为何会有 “启明星”的五大目标，为何荣获中华慈善奖、影响中国公益人物、中国慈善公益品牌70年70人等多项殊荣？！

在笔者看来，由“自我”到“他我”，从“小我”到“大我”，成为贯穿陶斯亮人生的一条主线。正当她在自序中所言，“我也只是从一个点出发，从一个不高、轰轰烈烈、不引人注目的原点起步，走了一段，点就变成了线。线越来越长，待走了三十年，回首一望，我才发现自己走过的原来已经是一条路了，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。我在这条路上走啊走，黑发慢慢变成了白发。”毫无疑问，她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走过一条充满艰辛而光明的道路，也成为了同父母一样卓越的人。

百年风华正茂，精神历久弥坚。如果说，陶铸《松树的风格》，塑造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；曾志《一个革命的幸存者》，展现了中华民族母亲的崇高形象；那么陶斯亮的《热血难凉》——我的人生与道路，则成为了“红二代”们在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缩影。（作者：孙华伟  青年作家学者、首都媒体人）